七零艺术网
 

相关作品

推荐作品

说明
在一个地铁车站
再致敬
一个妇人的肖像
致美国画家惠斯勒
塞斯丁那诗体:阿尔塔弗特﹡
演 员
契 诺﹡
我歌唱荣誉与书籍﹡
序言

热点作品

 
当前位置:文学天地首页 >> 诗歌 >>

2007-06-20 12:29:31  作者:西川  来源:互联网  文字大小:【】【】【
关键字:西川

逝世

1976年,百年不遇的年头。夏天,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秋天,北京西山里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潭柘寺,梨树竟然开出花来。那一年三个超级大人物的死亡使我熟悉了哀乐和“逝世”这个词。从那以后,“逝世”这个词对我来说,便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专用动词和名词。就像“驾崩”专指皇帝的死亡一样,其他人死了,只能是“死了”,顶多可以尊之为“去世”。我曾在香港的报纸上读到“驾鹤西归”和“西归道山”这样的词语,总觉得它们所指称的死亡与地主、资本家有关。普通人驾什么鹤呢?而且怎么可能人人死后变成神仙呢?地主、资本家也变不成神仙,“驾鹤”和“归道山”的说法是给他们戴高帽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圣人的境界,两行诗倒过来说,或许就是人生的处境及其结局,但小孩子们说起死亡这事时会带出些玩笑的意思。1970年代,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把人的死亡称作“哏儿屁”。如果我们想表达对某人之死的不屑,我们会说这人“哏儿屁着凉大海堂”了。

毛主席

《东方红》里唱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直呼其名,够勇敢。可能也是为了和前一句“东方红,太阳升”押韵吧(为了押韵,咱们可什么都干得出来)。从解放区到新中国,对毛泽东的更常用的称呼是“毛主席”。文革中小孩子们的发誓用语是:“向毛主席保证!”——不严肃中透着那个时代的严肃感、庄严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席”似乎成了毛主席专用的身份、职务,甚至姓名(毛主席可以不叫毛泽东,但是不能不叫毛主席)。别人叫“主席”,比如张主席、王主席,听来不伦不类。到1980年代以后,“毛主席”这个意识形态色彩过重的称谓只好低头了。知识分子中大跨步拥抱民主理念的人从西方引进了一个符号化称呼:“毛”,但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在“毛”前加了个“老”字,成为“老毛”。老毛走下了神坛,老毛进一步变成了“毛老头”,变成了隔壁的老大爷。如今为了显示党内民主,国家领导人之间、下级领导(局级以上)和上级领导之间,叫起了“小平同志”、“泽民同志”、“锦涛同志”,但毛老头活着的时候没听说有人敢称“泽东同志”。如今毛主席像还贴在穷乡僻壤。老毛以“农村包围城市”起家,如今又退回到农村,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靠在一起,成了菩萨,上了另一个神坛。

同志

高度意识形态化生活的时代一旦完结,“同志”这个称呼就显得太硬了,硬得就像被意识形态化了的中山装。中山装不能再穿了,那些想在一些国际场合显示一下中国性的中国男人,只好披上对襟大褂,名之曰“唐装”,实为“旗装”,或套上一种类似日本学生装的制服。中国男人忽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可以穿着出席酒会、仪典的名正言顺的中国制服。中山装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专用制服,就像“同志”的称谓并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积极分子才能使用。国民党内也称“同志”,台湾的民进党内好像也称“同志”。如此说来,“同志”是一个党派词语。老百姓渐渐抛弃了“同志”的叫法,意味着抛弃了党派性日常生活。但问题是,没有了“同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轻松地称呼自己所遇到的陌生人,便成为一件困难的事;人们只好见人下菜碟式地称对方为“师傅”、“先生”、“小姐”、“女士”、“老师”等等。见人下菜碟需要瞬间紧张的判断。“同志”的缺失忽然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同志”一词彻底消失了吗?没有。它被同性恋者拿去自居了。男同性恋者在过去又叫“老玻璃”。“同志”这个词在30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和“老玻璃”挂上钩。

流氓

“流”是流动的意思。“氓”本指一种虫子,转喻无根的人。两个字联在一起,指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混不讲理、喜聚众闹事的无业游民。词义再扩大,可泛指“坏人”。文革中,“流氓”被拿来指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尤其常被用来指那些在男女关系上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具体说来,“流氓”说的是女人中的“破鞋”,男人中的教唆犯、强奸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经爱上过我的生物女老师,不知语文老师对生物老师说了什么,生物老师迎面给过语文老师一巴掌,还骂他是“流氓”。“流氓”这个名词总是和“耍”这个动词连在一起来使用。无论“耍”什么都是需要一点才华的,只有“耍流氓”需要色胆包天的勇气。我小时候住的楼上有一位美丽的“女流氓”,与一个“男流氓”一块“耍”。不“耍”的时候她就带领我们小孩们在楼道里排练革命样板戏。由于“耍”和“流氓”太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说到“耍”,总让我联想到“耍流氓”。“耍”在四川话里是“玩儿”的意思。第一次听四川女孩说“耍一会儿”时,我觉得那话里充满了性暗示。我心里的直接反应是:耍什么?怎么耍?上哪儿耍?

反革命

产生和使用“反革命”一词的时代已经过去。“革命”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样“反革命”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反革命”一词的模糊史似乎比“革命”的模糊史要长得多:曾经,右派是“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是“反革命”,在大字报中写错了关键字的人是“反革命”,不满现状越级告状的人是“反革命”,爸爸是“反革命”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大家看着不顺眼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反革命”是被“打”成的,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打”相当于宣判,是广大革命群众一哄而上的宣判。如果一个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那么他必是“反动”的。“动”就是“动向”,就是“潮流”,就是“革命”,就是“革命真理”,就是“历史车轮”。“反动”分子是要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在革命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历史归宿,这是在其它时代只有哲学家和高级政客才会考虑的问题。“反革命”本来是一个政治词汇,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被自然而然地道德化。一般说来,构成一个“反革命”罪行的必有其生活作风问题,也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一个“反革命”还会被神话化。我听说过一个“反革命”,他被指为吸血鬼(不是比喻性说法)——吸了36个青年的血。

爱人

混到满不在乎的年龄才能自如地说出“老婆”这个词。我老婆,他老婆,你老婆。嘿,从前要想说得这么自然、顺嘴,可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老婆”这个词会让一个羞涩的年轻人觉得粗鲁、粗俗。不仅“老婆”不好说出口,“媳妇”也不好说。古往今来所有指称妻子的词汇用起来都有些怪异:那口子、贱内、孩子他娘、糟糠、拙荆、老妈子、做饭的——除非是要故意制造语言效果,否则都是在糟蹋“老婆”,并且带有一种向昔日老少爷们儿看齐似的煞有介事。“老伴儿”也不好说,在一个人还没老到和“老伴儿”这个词年龄相当时,“堂客”、“女将”也不好说,干吗要装出拥有与自己无关的方言背景?文革中人们说“爱人”。这种说法现在听来与“家属”的说法一样老气。准确地说,以“爱人”称呼妻子并不恰当:爱人,lover,应该是未婚时的称谓;结了婚,虽然依然是“爱人”,可再说“爱人”,多么小资呵。但这却是文革中仅仅保留下来的一点小资。文革中,“爱人”的称谓带有一种一本正经的味道、一种革命的味道,与“女同志”相距不远。现在还叫“爱人”,太土了,有病了。现在城里人更文雅地称妻子为“太太”或“夫人”,这是回到了白话小说、老戏剧、老电影,同时看齐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但是“太太”、“夫人”说出口时也别扭:你以为你是在香港、台湾长大的吗?只好管妻子叫“老婆”。

进城

小时候我住在北京“西郊”的公主坟,对于“进城”的事情很敏感。进趟城,那简直是一件奢侈的事。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我凭自己的双脚可以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翠微路。那里有一家百货商场,里面有卖玩具的柜台。逢到节庆,城里放礼花,我会随父母步行到军事博物馆,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天上炸开的礼花了。到1980年代末,北京人所说的“城”,基本上还是那个清代的城的概念,尽管城墙在50年代就被拆毁了。拿长安街来说,从西向东,走到复兴门就算进城了;一直往东,走到建国门就算出城了。那时,当住在郊区的人们说“进城”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去城里的闹市区,更具体点说,是指西单、西四、东单、东四,再加上前门大栅栏一带。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概念迅速扩大,从前的“郊区”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了,“进城”这个词大约也就死掉了。你在房山或者怀柔这样的北京远郊区县可以听到“去北京”或者“上北京”的说法,但听不到“进城”的说法了。

胡同串子

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北京的胡同被大规模推倒,铲平,“胡同串子”们将依附于何处?“胡同”,蒙语,“小街”的意思。“串子”就是在胡同里串来串去的人。由于在胡同里串来串去,这些人对东家长西家短的事知道得就多,就染上了一些习气,比如爱传闲话、 爱管闲事、 好扎堆儿、 热心肠、 爱看热闹、 俗气、 称兄道弟姐姐妹妹、 满嘴脏话、 一口京片子、 混不懔、 有胡搅蛮缠的功夫,等等。这些习气无论好坏,被热爱老北京的民俗作家们归结为“北京人的人情味儿”。这“人情味儿”现在正被新建起来的小区高楼处理掉,招来唏嘘一片片。70年代和80年代,住在机关和军队大院里的人是瞧不上“胡同串子”的。“胡同串子”在道德级别上够不上“流氓”,不具备“流氓”的传奇性,但比“老百姓”多出些色彩。我曾有幸居住于胡同,可惜没能“串”将起来。我有点羡慕“胡同串子”,至少对他们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充满文学好奇。他们是些性情中人,具有北京特色的。他们的性情会在一段时间内被意识形态生活所压制,但最终意识形态会迁就于这种性情。现在就是这样。但“胡同串子”这个词渐渐地就没人用了。

大哥大

历史上总有一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其短命,于是便有了一些短命的词汇,比如“大哥大”。它比“传真”一词更快地过时,比“BP机”一词更快地过时。近年来,城市里的中国人在技术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等方面彻底终结了传统中国人的慢性子。其更新的速度之快把西方人也抛在了后面。当西方的普通人还在用录像带看电影的时候,中国人早就改成看碟片了,而且是廉价的盗版碟。“大哥大”是与录像带一起登陆中国大陆的。通讯技术的改变当然有助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大哥大”这个名词来自香港。为什么叫“大哥大”不得而知。“大哥大”是大哥的道具吗?是否拿着那么个笨重的黑家伙就会使一个人拥有黑帮大哥的分量?但“大哥大”不是大哥拿的,而是大哥身后的跟班们拿的,至少在内地曾经是如此。“大哥”一词在内地生活中的重新使用冲撞了使用“同志”的历史时代。“大哥”和“大哥大”一时共同耀武扬威起来。香港和台湾的娱乐文化一时横扫大陆。这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半段的事。但“大哥大”很快就被“手机”取代了。而手机迅速就普及了,普及到骑三轮车收破烂儿的人,普及到老头老太太这些与时尚无缘的人。

厕所

“厕所”一词所唤起的感觉是肮脏。人们对厕所的感觉可能主要来自公共厕所。无论南方北方,无论城市乡村,一般说来,路边的公共厕所当然是肮脏的,甚至比“茅厕”、“茅房”这样的老词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还要肮脏。“茅厕”的“茅”令人联想到植物、吹过植物的风、被风淡化的臭味,但“厕所”说出的气味是被闷住的,不流动的。它所说出的景象是待淘的粪坑、结了碱的小便池和墙上污秽的涂鸦。“厕所”这样的词带有半封建半社会主义性质,自然不能用于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飞机场、大饭店,于是飞机场、大饭店里的厕所只好改名叫“洗手间”、“卫生间”、“男人屋”、“女人屋”,都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词汇。“洗手间”当然主要不是用来洗手的。“卫生间”里处理的确实是卫生问题,但这里所说的“卫生”必须能够容纳“不卫生”的概念在里面。厕所需要委婉的叫法,说明我们的居住环境有了改善;即使那些在其它问题上喜欢直来直去、讨厌委婉用语的人们,在飞机场和饭店里寻找厕所时,打听的也是“洗手间”或“卫生间”在哪里。不过,谁要是在大街上找“洗手间”而不是“厕所”,定会遭到我的嘲笑。

旅游

在做旅游生意的人眼里,“旅游”分“高端旅游”和“低端旅游”。如果不做区分,“旅游”一词天然就带有点“低端旅游”的意思。是安全的出门。是精打细算的享受生活。虽然是去开眼界,但不以真正了解目的地的历史生活为目的。是为自己。如果是参团出门,必会领到一个小白帽,并且在旅游过程中不得不时时寻找导游手中的小旗子,以免掉队。即使是出国旅游,也可能属于“低端旅游”:几十个人,在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要跑上八九个国家。这样的旅游法有点像70年代刚刚有些闲钱的日本人。“旅游”是和“度假”、“健身”等事物一起到来的。但“度假”和“健身”局限于城里的年轻白领,而“旅游”已经普及到大妈大爷们身上了。此外,它也是单位领导关心的事。好领导除了要关心自己的旅游,也要关心下属的旅游。“旅游”和“旅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据米沃什在《明亮事物之书》中说,出于反抗对死亡的恐惧,古代阿拉伯诗歌主要表达了四种人类的基本欲望:爱情、 歌唱、 流血和旅行(travel)。“旅行”是孤独的,是心向着远方的,是带有冒险因素的。是走向大地或大海,是要成为一粒尘埃或沧海一粟。

东方

西方人说“东方”,中国人也说“东方”,例如“屹立于东方”,例如“东方智慧”。某些在内心有那么点文化膨胀感和经济膨胀感的人,觉得说“中国”已经不过瘾,说“东方”才过瘾。似乎“中国”已经成了“东方”的替代说法。但“东方”却是一个极其模糊的词。中国人说“东西方”时主要指中国和西方,与印度人说“东西方”时主要指印度和西方、 阿拉伯人说“东西方”时主要指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完全一样。甚至东欧国家的人所说的“东方国家”仅指他们自己。因此,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对西亚和阿拉伯世界的想象。尽管“东方”所指并不清晰,但这个概念无论如何都是面朝西方的。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发明的,其潜在的政治、文化含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当中国人说“东方”时,虽然没有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意思,却有那么点越过亚洲与西方握手的意思。那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方”,答案可能是:没有。因为整个亚洲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比较而言,从人种、语言、宗教、政治理念、经济理念、 基本价值观等方面看,“西方”反倒是一个较完整的概念。日本诗人佐佐木干郎曾有意从语言的角度划出一个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 新加坡等。但这个话题是中国人不太容易接过来谈的。

中国梦

并没有这样一个词,这是我从“美国梦”一词套过来的说法。“美国梦”是指,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背景,在一个自由的体制中,只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尊崇的地位,并且找到自己的身份。“中国梦”与此无关。但“中国梦”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存在于西方,如今也存在于中国。“中国梦”一开始是西方对中国的理想化想象,后来演变成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想象。参与制造“中国梦”的西方人,从明朝末年的基督教传教士到启蒙主义思想家,到冒险家,到诗人,到西方社会的边缘分子,到怀有道德优越感的普通西方人。现在,在半自卑半自大的心理驱使下,在世界市场的需要下,中国人也开始像需要异国情调一样需要“中国梦”了。在“中国梦制造者”的头脑中,“中国梦”是一张非打不可的牌。于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上,被呈现出来的中国人,是比中国人更中国人的中国人。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甚至可以和中国本身无关,是纸上的中国、 屏幕上的中国、 画上的中国。所以,在西方就有人为了热爱中国,拒绝踏足中国的土地,拒绝进入中国的现实。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癖好,则无伤大雅;如果由此引出了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创造力施展方向和施展方式的原则,如中国人只能迎合“中国梦”的趣味,则实在可笑。

屁股

历史的进程是这样的:一些词汇死掉了,另一些词汇被发明出来;一些词汇的所指变得模糊,另一些词汇的所指变得清晰起来。本来民族羞耻感是模糊了“屁股”这个称谓的。常识中的“屁股”即学名称作“臀部”的这片区域,在古代称“尻”,在北方方言中称“腚”。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屁股”之名常常溢出这个词作为“屁股蛋”的边界。当女人说到“屁股”时,有时指的是女人的私处,这也就是将本具公共性的词指代了那不具公共性的地方。该词的模糊性由此可见。但是,慢慢地,“屁股”的所指正在回归其词与物的原始关系,因为越来越多的愤青、玩世不恭者、艺术家、诗人等已将他们的语言直指阴道和屄了。这种直接的语言态度号称是“现代”的,它推动和满足着整个社会“过瘾”的需要。于是“屁股”一词的羞耻感在当代死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屁股”变成了一个年迈的词汇。在方言中,人们对屁股的羞耻感没有那么强烈:据说东北人称那一向被普通话中“屁股”一词覆盖的地方为“揽子”。为什么这样叫不得而知。

乳房

“乳房”是个学名,太文雅了,太医学化了,太学术化了。但是女人身上那一对肉坨坨,不叫“乳房”叫什么呢?叫“胸”?很多人这样叫。可“胸”这个说法委婉到了可以不指乳房。男人也有胸。小女孩没发育出乳房时活脱脱只有一个胸。“胸”,给人一马平川的感觉。比较直率地称呼乳房的词大概是“奶子”,可是这个说法带出些不正经的意思,或者有那么点乡下人的感觉。于是有人不说“奶子”,而说“奶奶”,而且是一声。可是“奶奶”难道不是爸爸的妈妈吗?干吗要将爸爸的妈妈,和爸爸的妈妈身上那一对乳房混在一起来称呼呢?年轻诗人总免不了要赞美几句情人的乳房;老诗人别无选择,只好去赞美母亲的乳房。在大篆中,“女”字画的是两只乳房,“母”字中的两点代表的是两粒乳头。但在中文语境中乳房的称呼一直遭遇着尴尬。尴尬到极点的人只好比着小孩的口吻管乳房叫“咂咂”。

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头语、 感叹词、 骂人话。说是骂人话已经有点勉强,但的确如此。因为“靠”,正是骂人话cao的委婉发音。cao,动词,表示性交。汉语中原是有这个字的,但在日常书写中,它常被“操”所替代。“操”在一般情况下所含性的意思并不多,它是性词汇的社会化使用。社会语言学承认,把性词汇变成笑话以后,性词汇对性事的所指就淡到几乎无色。在南洋猎头民族中,伙伴们之间骂cao谁都行,就是不能骂“回家cao你老婆去”,因为这句话里包含了现实可能性。没有现实可能性的cao如今在中文里变成了“靠”,连一些很体面的人也使用这个字眼。不知道杜绝了一切谩骂的新加坡人能否使用这个字。如果在这个字前加上主语——“我靠”——则语气要重一些,但“我靠”有了另外一个委婉表达:“哇噻”。连给儿童阅读的故事书和给儿童观看的动画片里都常见到或听到“哇噻”的表达,可见“哇噻”是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

草根

“草根”成了个时髦的词。这是人权意识在中国觉醒的一个征兆。“草根”指小人物、 社会底层、 老百姓、 普通人。属于这个群体的文化被称作“草根文化”。不过鼓吹“草根文化”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草根”,或者曾经是“草根”,后来获得了话语权,并且在行使话语权时或明或暗借助了最时髦的解构主义理论。不过在中国,尽管“草根”的觉醒与人权意识的觉醒有关,但所谓“草根”们并不反对现行制度,他们反对的只是精英文化。看来精英文化对草根文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精英文化产出的东西可能很差,但这并不意味着“草根文化”产出的东西就好。文化产品的好坏并不是阶级立场所能决定的。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精英文化既不是国家文化(国家鼓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也不是社会富裕集团所热爱的文化(富裕集团所热爱的主要是小资文化,或比小资文化稍高一点的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其实是一种弱势文化。“草根”们需要话语权。于是就有愚蠢的大学教授出来大谈“文学的本质就是描写小人物”。政治上正确不一定文学上正确。而真正的“草根”却有可能是那些一言不发的人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们,是生活于噩梦之中并且梦想着摆脱噩梦的人们。因此“草根”这个词在今天也许指的不是“草根”,而是“青少年”,是那些没有话语权又想夺取话语权的青少年。他们暂时不拥有话语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青少年。

粉丝

全球化影响汉语的一个例子。尽管“粉丝”一词如今已经被大大地汉语化了,但其实它是个外来词。它是英语fans的音译,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fans为什么没有被音译成“烦死”或“贩私”或“愤厮”,而是被译成了“粉丝”,则是可以回味的一件事。首先,在中国人的副食中原有“粉丝”这种东西,有“粉丝”这个现成的词,很大众化。将fans译成“粉丝”足见中国人喜欢玩闹的性格,富于幽默感。但正如“幽默”在古文里并没有humor的意思,“粉丝”原也不指为某人着迷的人。两个词都假装成汉语本有的词汇进入了汉语,反映了中国人在面对译文时的大中华心态。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是:fans是fan的复数形式。在中文里可以说“我是她的粉丝”,在英文中却不能说I am her fans。因此,“我是她的粉丝”的说法,是一个在英文中错误的说法进入了汉语;它的进入,不仅具有殖民主义色彩,而且具有殖民主义洋泾浜的色彩。因此,“粉丝”是一个不能回译的词。它一旦进入中文,就只属于中文了。它是中文之中本来就应该有的词,只不过到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中才被发明出来。

做爱

“做爱”,一个别扭的词。多别扭呵!它应该是直接从make love 翻译过来的。情人们之间或许会悄声细语:“做爱?”即使他们不使用这个词,这个词也是他们绕不过去的。“爱”不是一件东西,怎么“做”?英文中可以说make love,中文里不行。但不说“做爱”又该如何说呢?“咱们干吧”——太粗鲁。“咱们弄一下”——有些滑稽。“咱们睡吧”——太模糊。“咱们同房吗?”——不可能这么说,“同房”是过去的描述性词汇,无法用于直接表达,而且,即使用于描述,在今天,也过于酸腐。也许做爱时双方根本不用说,就直接来吧。中文里有的是指称具体的做爱动作的词,例如“抽送”,但没有与make love“做爱”相当的词。看来是因为中国人从前不需要这样一个词。如果需要,咱们的老祖宗会早就发明了。问题是到现在中国人有了对这样一个词的需要,于是大家只好权且使用一个翻译的词。可否如此推断:我们是用了一种翻译的腔调在干这件事?也就是说,我们干的这件事与我们老祖宗干的这件事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是这样吗?

“爽”这个字在大陆所唤起的感觉是清爽、 酣畅、 痛快、 高兴、 过瘾,这些感觉都适合用来解释台湾人对“爽”的感觉;但是在台湾,据说这个字是专门用来表达男性在获得性快感时的感觉的,而且另有一个发音:song。所以台湾有教养的人士在听到大陆无论男女随便说出“爽”这个字时,总会觉得大陆人粗野。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结果。这也说明,文字或语言有其自己的生命意志,在不同的环境中,它的生长方向不尽相同。在大陆,当一个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说“爽”,甚至“超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不洁的含义。但是“爽”这个字在大陆的复活,恐怕的确与台湾文化对大陆文化的影响有关。不管这个字是否指涉性快感,它都是享乐主义所需要的。也许大陆比台湾更需要“爽”这个字,因为享乐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大众文化的主流精神。有趣的是,享乐主义在中文里选择的词汇大多是单字,比如“爽”,比如“嗨”(来自英文high),比如“酷”(来自英文cool)。

小姐

最初是从翻译作品中读到的“小姐”一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被高尔基斥为“粗制滥造”的作品中,有一位冬妮娅小姐。“小姐”一词给人的印象是:文雅、妙龄的未婚女子。但这种印象与其说得自西方作品,不如说得自中国古代戏剧和白话小说。中国的“小姐”可能与英文中的Miss并不完全吻合。实际上,在西方,“小姐”可以用于所有未婚女子,包括未婚的老太太。在中国,在“同志”一词面临被放弃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小姐”来称呼年轻女性。人们甚至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接近中年的、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女性。这说明“小姐”一词是尊称,至少恭维了所称女性的年轻。不知为什么,“女士”一词没有被广泛使用起来。中年以上的女性又被推回了“女同志”的行列。随着色情行业的明里暗里的兴起,“小姐”一词遭遇了危机。渐渐地,“小姐”成了妓女的特称,于是有些女性开始不接受“小姐”的称谓,于是有些男性开始改口称过去的“小姐”为“大姐”。中国特色在这里显现出来,因为“大姐”在其它语言中没有对等的译法。并不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喜欢被称作“大姐”。“大姐”听起来老气,粗气,不够娇嫩。于是在某些场合,人们又只好见人下菜碟地称呼对方女性。而在像饭馆这样的地方,对那些女服务员直称“服务员”而不称“小姐”或“大姐”似乎是稳妥的。不过,说“服务员”的感觉已经和说“同志”的感觉差不多了。

忽悠

当一个人把并不著名的某某向另一个人或一群人介绍为“著名的某某”时,他这是在“忽悠”那并不著名的某某。当一个人将某一商业前景描述到天花乱坠,目的是为了鼓动另一个人向里面砸钱时,他这是在“忽悠”一个可能的冤大头。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甜言蜜语“我爱你”,但心中并无这份爱的时候,这个人是在“忽悠”那个小傻瓜。“忽悠”的目的,就是以不实之词创造听者的现场快感。甚至当听者说“你别忽悠我”时,这个被忽悠的人在现场也是愉快的。“忽悠”这个词好像是东北人发明的。但别处的人也并不是不能“忽悠”。这个词与文革时期常用的“批判”一词很像是一对:“批判”中充满了夸张,其夸张的程度不亚于“忽悠”。李白也是一个爱“忽悠”的人,他说“白发三千丈”,他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造成的社会恶果是,任何一个诗人,如果不“忽悠”,就会被怀疑是否是一个诗人。历代帝王肯定也是喜欢“忽悠”和“被忽悠”的,因为帝王们喜欢说自己“奉天成运”。永远在对帝王们进行滑稽模仿的山大王们肯定也是喜欢“忽悠”和“被忽悠”的,连宋江那样一个刀笔小吏也说自己是“替天行道”。自己“忽悠”自己,非有点豪情不可,另外也需要有那么一点愚蠢,有那么一点二百五。

男孩女孩

电视里那些嗲声嗲气的娱乐节目主持人会称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为“男孩”和“女孩”,甚至在这两个词的后面再缀上个“子”,叫“男孩子”、“女孩子”。他们的意思看来与当年梁启超的意思大同小异: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他们则是要在今天使中国迅速青少年化,使一个古老的民族迅速返老还童,并且以嗲声嗲气为标志。这是时尚,这是现代。这是与boys和girls接轨吧。但这是西方化吗?不是。西方有成熟的成人文化,即使在娱乐生活中也有成人文化的潜在标准。但中国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似乎铆足了劲要自我撒娇,自我原谅,自我小资。在他们应该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时候拒绝迈进这个门槛,最后只好被年龄横着拖入这个门槛。想一想,五四和文革所需要的是社会的青年化,而这种青年化的历史指向居然是少年化,真够逗的!从前的“男青年”、“女青年”不说了(那带有太多的理想色彩);从前的“姑娘”、“小伙子”不说了(那带有太多的民俗色彩)。人们改口说“男孩子”、“女孩子”、“小男生”、“小女生”了。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势必迎来婴儿化的高潮期。对不起,我要个奶嘴!噢,噢,噢!
2006.8.24

责任编辑:七零艺术


首页 | 新闻资讯 | 展览专题 | 评论专题 | 文学天地 | 艺术家 | 70论坛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合作媒体展示区                                                                                                                                                                                 更多
雅昌艺术网 苹果在线 今日艺术网 中国美术高考网 收藏天下 美术中国 大家收藏 北京上广传媒企业宣传片制作公司
logo 版权所有:北京荣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作:上广传媒
京ICP备130247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