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叙事――但是，这种叙事通常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从空间着手，不仅仅是一种描绘艺术绘图的另类途径，而且，空间位移，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我们不仅应该从理论上，而且应该从实践上来重绘当代艺术的线路图。鄂尔多斯的《浪漫与傲慢》这个当代艺术展，或许会成为这个新地理地图实践的重要一站。这个展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使当代艺术闯入到一个非西方的空间，一个非“现代”的空间，一个少数族的空间，将会发生什么？当代艺术是否会出现某种特殊的异质性？就此，鄂尔多斯这个展览，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艺术上的战略和战术，是一种必要的艺术调遣，艺术部署。因为，“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傲慢与浪漫”展览，这次艺术空间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政治的转移。一种边缘化的艺术地理的存在，无论如何，能够促发多样性的可能，能够促发一种活力：无论是艺术创造的活力，还是整个艺术过程的活力，这是发生在艺术中心之外的实践，这也是一个艺术场域之外的艺术想像。如果考虑到鄂尔多斯这个地理空间置身于一个著名的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寻常――这是真正的艺术游牧，不仅是比喻意义上的，而且是事实意义上的。正如德勒兹不断地提到的游牧机器具有战争意味一样，游牧意味着对任何的定居之地的藐视，艺术游牧，这样一个新的事件，决不会落入到秩序的巢穴，它是对秩序和等级的开战。

　　节选自汪民安《重绘艺术地理：傲慢与浪漫》